1940年12月27日，延安，徐向前结束长途跋涉，走进了这座黄土高原上的革命根据地。此时的他，原本是奉命参加党的七大，却没想到七大因形势变化推迟，自己也由前线将领变成了中央身边的重要军事干部。 这段经历颇为特殊。徐向前并非不愿带兵，也不是中央不再重用他。恰恰相反，从1940年到1946年，中央曾三次认真考虑让他重新奔赴战场，只是每一次都被战局变化、身体状况或部队调整打断。 第一次机会，出现在他尚未抵达延安之时。 1940年9月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朱瑞向中央建议，将山东纵队与八路军第115师进一步整合，并提出由徐向前代理师长、朱瑞担任政委，罗荣桓等人分任要职。这个设想，针对的是山东各部队指挥关系较为分散的问题。 罗荣桓随后也致电中央，希望加强统一领导。他的考虑很实际：山东地盘大，敌我力量交错，部队来源复杂，若不能形成集中指挥，作战和根据地建设都容易彼此牵制。 有意思的是，方案提出时，徐向前正在前往延安的途中。中央还没有听取他对山东情况的完整汇报，自然不可能让他半路折返。更何况，罗荣桓、陈光等人在山东的工作已经形成了相当基础，贸然改变，未必有利。 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电报中明确表示，115师的工作有成绩，现行路线是正确的，大家应当安心工作。山东的领导格局，也没有因徐向前的名字出现而立即改动。 真正让第一次设想彻底落空的，是一场意外。 1941年2月，徐向前为前往山东工作的干部送行。途中，他骑马经过一条小道，前方马匹突然受惊，徐向前躲闪不及，被马踢中左腿，造成胫骨骨折。那时延安医疗和营养条件都十分有限，他还持续发烧，伤口迟迟难以恢复。 徐向前后来回忆，自己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，身体虚弱，伤部愈合困难。等到出院，已经是中秋时节。山东方面此时也完成了新的调整：朱瑞主持组织工作，罗荣桓负责军事，黎玉主持政府事务，陈光分管财政。原本可能由徐向前承担的角色，已经被新的班子消化掉了。 伤病让他失去了回山东的机会，却没有让他离开军事工作。1942年5月，中央组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，徐向前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协助贺龙、高岗等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防务、训练与后勤。这里不是大兵团决战的主战场，却承担着保卫边区、发展生产和支撑前方的重要任务。 1943年春，毛泽东又安排徐向前代理抗日军政大学校长。徐向前曾直言：“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，比较合适。”毛泽东回答：“将来有的是仗打，我们还要总反攻嘛！” 这番对话，说明徐向前一直把自己看作前线指挥员，也说明中央对他的安排另有考量。抗大不仅是培养干部的学校，更是为未来大规模作战储备骨干。徐向前有黄埔经历，又有丰富战场经验，中央认为他同样适合承担训练和建军任务。 第二次调他出山，是在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后。河南多地迅速失守，豫西地区出现了重新建立抗日力量的空间。中央原本考虑派徐向前前往河南，组建河南省委、河南军区和抗日武装。 但徐向前此前的伤病并未完全消除，身体能否承受长途跋涉和复杂战事，成为现实问题。毛泽东后来对王树声说，原定人选是徐向前，只是他骑马受伤，一时难以成行，因此改由王树声赴河南主持局面。第二次安排，就这样转到了王树声身上。 第三次机会，发生在华东战局调整之际。 1946年9月，山东野战军在泗县作战后，中央重新研究山东、苏北和淮海地区的指挥部署。毛泽东曾考虑派徐向前到鲁南，负责前线指挥，同时由陈毅统筹几个战场。陈毅对此明确表示欢迎。 当时徐向前的身体已经比前几年好转，确实具备重新承担战场指挥的条件。然而，华东局势变化太快。两淮失守后，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开始协同整合，陈毅提出让张云逸、邓子恢、粟裕等人加强合作，并由粟裕在军事上多作决断。新的指挥体系很快形成，原先为徐向前设置的岗位也失去了必要性。 三次未能成行，表面看是一次次“错过”，背后却是战争环境下的实际取舍。第一次，路途和山东班子调整挡住了他；第二次，旧伤使他无法远赴河南；第三次，华东部队整合改变了原有部署。徐向前并不是被闲置，而是在不同位置上承担着不同任务。 1946年11月延安转移前夕，徐向前与夫人黄杰商量后，提出到太行前线工作。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。1947年6月，他抵达太行山区，出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，终于重新回到大规模军事斗争的核心位置。此前六年多的曲折安排，也在这里找到了迟到的落点。 特别
